市政厅|来自湖南的返乡笔记：不安分的村庄，活力与隐忧

【编者按】

        一年到头，人们只在正月初一到十五，运用农人所用的阴历，数着团聚的天数。趁着这段时间，我们希望更多地展示各种村庄的各种命运。我们也更加关心，未来村庄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里，广东某高校教师黄灯，给了我们另一份故乡村庄的样本。读完之后，的确能感受到温暖的乡情，同时也有强烈的隐忧。村人缺乏教育，但有知识的人却对这一现状束手无策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也让我们想到，把对乡村的态度简单分成“感性乡愁派”与“理性仇乡派”，其实还是过于粗暴了些。

        另外要说明的是，本篇文章来自“我们的城市”（ourcities2015）。“我们的城市”是一个由上海高校教师发起的市民论坛，期望让市民更加了解城市运行机理。澎湃新闻市政厅与其长期深度合作，欢迎在上海的朋友关注并参与城市问题讨论。

作者导读：

        鲁家塅，我的外婆家，经济繁荣来自于人气的旺盛，因为不重视读书，人才没有外流。就算人们在外打工，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，还是会促使他们回家。但也正是因为不重视读书，缺乏文化底蕴，伴随着财富积累的同时，是及时行乐人生观的盛行。传统人伦观的有效，现代功利观的冲击，构成了村庄基本的内在肌理。

        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所在，我一次次感受到，自己所学的知识，既无法解释它悖论的存在，也无法给它提供任何反哺的能量。知识者和村庄没有情感的隔膜，却有着介入的隔膜。我任由这一熟悉的所在，像一颗疯长的植物，生命蓬勃却毫无目标地蔓延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这个村庄，我始终不能像其他回乡博士一样，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，我只能语无伦次如实记下我的观感。凭借直觉，我认为，村庄的机遇和命运，挑战和危机，和当下的中国，并无两样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国国情的差异表现在任何一个层次，包括乡村。今年过年，满舅邀请我全家去他家过年，我两岁起就离开父母，寄居在外婆家，直到十一岁才离开，这次有机会到舅舅家过年，感觉非常亲切，也格外开心。外婆家所在的村庄位于湖南汨罗北面，离屈原投江的汨罗江大约两公里，行政上面隶属于长乐镇隘口村，隘口村主要分为鲁家塅和西沙湾，外婆家属于鲁家塅，全部姓鲁。

        过年的热闹程度超出我的想象，深圳二舅一家也回来了，亲人相见，浓浓的温情立即弥漫开来，童年的温暖竟能超越将近三十年的时光，重回我心头。不得不承认，亲人之间的温情并未随时光消逝半点，事实上，在和舅舅、舅妈、表兄妹相处的过程中，我最大感受就是，自己在多年的求学生涯中，情感已经迟钝，也不习惯像他们那样直接表达热烈感情。

        吃过年饭后，因为担心儿子跟不上队伍，我跟随一帮孩子去村里拜年，说是拜年，其实是讨红包。这两年，村里不流行拜年分糖果，而是分红包，给每个孩子一块或两块钱。我观察到，整个村民的房子极为气派，几乎都是楼房，房子的装修也和城市没有任何区别，面积非常大（人均至少60平米）。我还了解到，除了个别在县城做生意或上班的人以外，村里人都不喜欢去城里买房，有了钱还是喜欢在老家修房子，我的霞表妹，结婚时刚刚在家里重修了房子，这几年在深圳赚了钱，尽管全家早已落户深圳，可还是惦记在村里重修房子。正因人气旺，村子倒也没有显示任何破败的迹象。更令我感慨的是，和十年前相比，村里的卫生条件获得了很大改善，统一修了垃圾池，每天都有专人来清理垃圾（我甚至认为村子的管理水平远远超过广州，村子的整洁和干净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）。

        村里的孩子也极富活力，野性十足，尽管也有一些留守儿童，但因为有亲人照看，还是能获得足够多的爱（村子外出打工的，每年必回。不管有钱没钱，不管混得好不好，回家天经地义），根本就没有农村孩子常见的胆怯和不自在。大年三十下午拜年，在村里跑了两小时后，儿子早已累得不想走动，比他小一岁的表弟的儿子，则马不停蹄，将战利品放回家以后，竟然独自骑着单车，跑到西沙湾去拜年。乡村公路上，过年返乡车辆不少，舅舅居然放心让一个七岁不到的孩子骑车外出几里独自活动。我对此表示惊讶，他立即说“不碍事，不碍事。他早就一个人骑车外出，鲁家塅弄不丢人！”对比广州生活的我，孩子快八岁了，却从不敢让他离开视线半步，以致过年那几天，只要儿子和小伙伴离开一会，我总是习惯紧张去找人，惹得舅舅笑话。女孩子同样开朗大胆，三十晚上，霞表妹开车带我们去临近镇上歌厅唱歌，刚过鲁家塅牌坊不久，一群女孩子就在车前面挥手，示意停车，霞表妹女儿打开车窗，和那些孩子笑着打招呼。我一打听，原来那些女孩也想去镇上玩，不想走了，就在路边拦车，看能否搭乘一段，其实大家并不相识。从女孩子不设防的举动，也可以判断，村里的人际关系还好，保留了熟人社会的信任。

        确实，富有活力、激情四射、爱热闹、讲排场、性格野性、人情味浓，是村里人的普遍特征。以我春表妹的话说，任何一个嫁到鲁家塅的洞里姑娘（指山坳长大的女子），哪怕是哑巴，都能学会说话。我小舅的儿子新，前几年结婚，妻子就是一个洞里的矮个子女孩，刚过门时性格极为内向腼腆，才两三年，这次看到她，性格已非常开朗亲切，早已融入鲁家塅的氛围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这么多年了，村里人还是很团结，组织能力也强，村子原来靠近鲁家塅的公路，因为离屋子太近，随着近年车辆增多，村人担心孩子安全，组织在农田中间重新修了一条公路，家家都出钱，没有人说闲话。鲁家塅人性格的大胆和村民的团结、齐心分不开，我满舅就是一个极爱为头的人（按今天的话，就是一个天生具有领导才能的人），在我童年印象中，满舅组织过玩龙，一共有五条龙，是一种极为繁琐的自发活动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次回乡，我最感欣慰的事情是表弟勇（化名）的彻底转变。因为吸毒（九十年代，村子很多年轻人吸毒，后文会更多交待），在很长时间内，他一直让整个家族感到揪心和耻辱。但无论他干了什么坏事，谁也没有放弃让他转变的信心和希望。亲人张罗着他结婚后，他的妻子甚至因为整个家族给与的温暖，拒绝了娘家人逼迫她离婚的举动，坚定地要呆在鲁家塅。为了让表弟远离毒友，深圳工作的霞表妹给他找了份工作，让他们夫妇一起上班，两个孩子则交给舅舅舅妈带。去年年终，表弟除了给舅妈买了价值八千多元的金手镯，还给了舅舅两万元。过年回家，表弟神色中终于有了理直气壮做人的感觉，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，感受到亲人对他一如既往地关心，亲情的召唤让他珍惜满足。和他聊天，聊得最多的就是教育，他的愿望就是将小儿子接到身边，带到深圳读书。他反复说，“我走了弯路，不能再让儿子误入歧途”。表弟年轻时候，因为买码（香港六合彩，传到家乡，简称“买码”），一个晚上暴赚十几万，短短时间就积累了可观财富，最后还是因为买码包单（吃单，不上报，风险自理），一个晚上赔光整个家底，从此一蹶不振。现在，他的心态已彻底调整过来，对现在夫妻两人每月包吃包住还有一万元的工作非常满意，他唯一心愿就是本本分分生活，将两个孩子带好，我们都笑他三十七岁才“上运”。满舅因为儿子的转变，精神状态好了很多，干起活来格外起劲。不得不承认，若没有亲人的包容和帮助，表弟的转变将极为艰难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里，我来介绍下村里人从事的产业。村里现在没有主要产业。90年代后主要做保险柜生意，2000年左右则主要买码，规模极大。现在也有做建筑（如装修等）、房地产的。也有一些从事美容业的。其实，村里的传统产业是甜酒，但因为赚钱慢，没有形成规模。

        外出打工的，则有两种去向：一种是南下广东，还有一种是在汨罗本市的开发区上班。汨罗的支柱产业，是再生资源加工。就近打工的，大多去汨罗经济开发区厂里上班。南下广东的干什么的都有，但去很累工厂的人并不多。

        正因为胆子大，村里人血管中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。我后来留意到，因田地少，村民几乎从来没有依靠过农田过活，不是做生意就是做手艺。就连大舅大儿子，一个五保户，和我同一天过生日的旺哥，都知道去外面捡破烂换钱。

        以我几个舅舅为例，大舅舅没有副业，二舅舅会做酒、做糖果、经营商店，满舅舅曾干木工、办工厂、开商店、杀猪，小舅舅则做泥瓦匠，养过母猪和脚猪（配种的公猪）。村里人在八十年代因为贩卖保险柜，曾经涌现了很多富人。我一个远房建舅舅（化名），同样因保险柜生意，发了不小的财，在九十年代初期，就修了当时村里最为气派的房子，当时花了将近十五万。我清楚记得尚念大学的我跟随爸爸参观他房子所生出的感慨，当时做乡村中学教师的爸爸，工资才二三百元，十五万对他而言，几乎是一个一生都无法想象的目标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令我惊讶的是，此次回家过年，看到建舅，他早已没了昔日风采，蜷缩着身体，像一个常见的接近老年的农民，恰如他二十年前鹤立鸡群的房子在村民后起的楼房中显得陈旧过时。后来才得知，他家庭确实在走向败落，儿子吸毒，女儿爱赌，妻子有段时间甚至不得不靠当保姆才能维持一家生计，而他自己得了糖尿病，不能再外出干活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不安分，村人骨子里对一成不变、死气沉沉的生活从来就没有过向往，大起大落，几乎构成他们人生的常态。我满舅的命运就是如此，既经历过八十年代辉煌而短暂的办厂岁月，也遭受了因孩子不成器而导致的彻底颓败。但对命运为何变故，村人自身并没有太多认识，总归结为运气不好或命里注定。事实上，不管是八十年代因大字不识被别人合同诈骗，此后一蹶不振，还是因自身没有文化，不懂教育，以致子女误入歧途，给家庭带来长久的困境，满舅的这些命运转折，都与所受教育不足相关。

        归根结底，村庄命运的起落，来源于村人在获得财富后，并没有足够的文化依傍和价值引导，让他们获得物质以外的进一步提升。对感官享受的重视和对教育的漠视，构成了村庄命运起落的秘密。他们凭借过人胆识总是能在极短时间之内暴富，但很少有人能够持续发展自己家庭，在获得财富后，总是迫不及待挥霍一空，满足一时快感和虚荣。

        我爸爸对此看得最为清楚，总是不断提醒亲人，“一定要重视伢子教育，多少钱都经不起败家子的折腾。”可惜，除了我二舅，别的舅舅都没有意识到教育对一个家族命运的深远影响。事实也证明，二舅在结婚八年只生一个女儿后，并没有因为是个女儿，放弃对她的培养。在农村，她极有远见送孩子学唱歌，学风琴，后来考取大学，学外语，嫁给镇上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大学生后，家族命运开始改变。几年后，她辞掉乡村中学教师的工作，自己开始在深圳闯荡，更为难得的是，获得成功后，总是凭自己能力帮助其他舅舅的孩子们。

        总而言之，直到今天，鲁家塅经济状态从来和贫穷落后扯不上太多关系，只不过，财富的主人不断变换，在时代激烈震荡中，谁都有可能一夜暴富，但谁也无法保证永久的辉煌和出人头地。村子经济整体的活跃，总是让我困惑不已。

        也许，不得不承认，鲁家塅之所以直到今天都维持着经济的活力，除了村人性格上敢闯敢干外，不重视读书的习惯，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作用。因为重视副业，不重视读书，村人头脑极为灵活，行动能力强，生存对他们而言并不艰难。在我印象中，外婆家很少陷入难以忍受的经济困境中。我童年印象最深的事情，就是听大舅笑话我爸爸家穷，妈妈家好。以致直到今天，我脑海中总浮现大舅向我描述的画面：爸爸念师范时，放假不是回奶奶家，而是直接到外婆家来，为的是坐在门槛上得到外婆做的美味食物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读书外出定居的人少，村人很少有机会成为体制内的人，但相应的，城市通过高考抽取农村人才的现状，倒也没有落到他们头上，村子几乎不存在任何人才流失的状况，相反，外出的村人长了见识，赚了钱，还愿意回到村子生活，这倒客观上促成了城市滋养乡村的效果。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，就算在外打工，村里男孩很少从外地尤其是外省带女孩回来，还是倾向于在本乡本土找对象。

        事情的另一面是，因为不重视教育，村人对读书没有特别的渴望和敬畏。及时行乐的思想深入人心，村人的价值观念里，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过好一天是一天。因为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享受，村民染上了很多不好的风气，尤其是2000年前后，吸毒、买码成风，年轻人沉迷于感官享受，人人都指望一夜暴富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很多村妇也迷上赌博，一个晚上输赢几万元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其胆量之大，对金钱无所谓的态度，远远超出见过更多世面城里人的想象。

        今年过年，村子里有一些看着我长大的长辈问我收入，我如实告诉他们，没想到他们都表示不可理喻，一个毕业十年的博士生，不说每月拿个八万十万，至少也该有个三五万吧？他们对博士生存状态的隔膜，就如我无法理解一个农村老太太为何对有钱人的起点定位如此之高。我的存在，甚至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对子女上学不抱指望的心态。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，倒是从来没有进入村人的视野。我不知这算不算中国教育在一个村庄遭受的回报？相比城里孩子整天被逼上各种兴趣班的命运，村里孩子倒是一如既往维持了童年的快乐和野性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要补充的一点是，村庄的经济活跃从来离不开城市的滋养。事实上，在我很小的记忆中，鲁家塅从来就和城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至少，满舅八十年代开木器厂，开织布厂，就从杭州、长沙、株洲请来各类技术人员。九十年代，村子之所以出了很多跑柜子发财的，也和城市银行业快速发展相关。村人开放的心态导致他们极易吸取城市的东西，对经济的敏感让他们往往比别的农民更容易抓住发财的机遇，但因缺少更多的精神寄托和文化熏陶，在经济实力的支撑下，他们对城市腐朽的一面也吸收得极快，至少，九十年代吸毒和买码的盛行，就直接来自外出广东打工村人的影响。

        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，我一次次觉得，外婆所在的村庄——鲁家塅，其实就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喻。经济的富裕和文化及价值观的缺失，构成了触目惊心的裂缝，尽管村里人日子过得不错，但一想到这种畸形的繁荣，并未获得稳固的支撑，我就为他们多少年来注定大起大落的命运担忧。传统人伦观的有效，现代功利观的冲击，构成了村庄基本的内在肌理。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所在，我一次次感受到，所学的知识，既无法解释它悖论的存在，也无法给它提供任何反哺的能量。知识者和村庄没有情感的隔膜，却有着介入的隔膜。我任由这一熟悉的所在，像一颗疯长的植物，生命蓬勃却毫无目标地蔓延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这个村庄，我始终不能像其他回乡博士一样，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，我只能语无伦次如实记下我的观感。凭借直觉，我认为，村庄的机遇和命运，挑战和危机，和当下的中国，并无两样。

        （作者系广东某大学教师，博士毕业十年）